公元18世纪末，西方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欧洲几大强国的崛起，奥斯曼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将克里米亚汗国割让给沙皇俄国后，导致失去了黑海北岸的军事屏障的奥斯曼帝国不得不面对来自沙皇俄国的直接威胁，而更严重的是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将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领土大规模割让给外国，这深深刺痛了奥斯曼人的心。

此时在位的苏丹是塞利姆三世，他与之前几位缺乏教育的苏丹相比，由于接受了良好的宫廷教育，不仅深知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而且对西欧国家的威胁也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塞利姆三世很清楚这时候的奥斯曼军队无法阻挡俄军向奥斯曼帝国首都进军这一现实，于是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国际影响与英国的干涉下，奥斯曼帝国于公元1792年与俄国达成了《雅西合约》，暂时结束了战争。

这时候的帝国常备军在战时能够在前线服役的只有不足五万人，而且军队严重拖欠士兵们的军饷，此外很多被征召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缺乏战后保障，导致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土匪和强盗，导致了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地区饱受匪患。

因此，塞利姆三世在他的顾问塔拉西克宰德·阿卜杜勒的帮助下开始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

塞利姆三世明白，维持一支常备军需要巨额费用，于是他对国库与税收系统进行了重整，他建立了新财政部并任命以强硬著称的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担任新财政部的司库，并将地方包税商终身包税区的税收管辖权、麦加和麦地那圣地的朝圣税的征税权都交给了新财政部。

在地方官员的配合下，新财政部重新对包税区的土地进行了审查，将无主之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剥夺了地方上部分拒绝履行纳税义务或军事义务的包税商与军事采邑持有者的领地。

在君臣同心的努力下，新财政部成功从已经快要失效的蒂玛系统与包税区中追缴了大量的赋税。除了得到传统税务的管理权外，新财政部还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税种：酒精类饮料征收的强制惩罚税、进口商品追加的关税、羊毛、咖啡、核桃等农产品与奢侈品额外征收的消费税，同时还对地方的军用资金进行了削减。

到了公元1798年，新财政部的收入达到了32250000皮阿斯特，使政府的财政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复苏。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资金经常被挪用在支付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的军饷上，而耶尼切里军团中存在的吃空饷的现象使政府在维持耶尼切里军团上花费了大量财力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士兵。

为了应付财政危机，塞利姆三世让铸币厂铸造新的货币来满足他的经济需求，但是滥发货币实际上是在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劣币的大量出现使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危机变得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全国各地都因此大为不满。这为之后耶尼切里军团为反对塞利姆三世改革而发动叛乱埋下了隐患。

从1792年开始，塞利姆三世对耶尼切里军团的各团指挥官进行了重新任命，并且解除了一批不称职的指挥官，又颁布法令禁止了耶尼切里军团的士兵私下交易军饷凭证的行为，并要求士兵们将持有的空额军饷凭证交还给国家，同时禁止以贿赂的手段谋取晋升。

塞利姆三世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事实上他对耶尼切里军团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耶尼切里军团对此采取了抵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自18世纪末期以来政府对耶尼切里军团士兵军饷的长期拖欠，在和平时期耶尼切里军团士兵几乎无法按时获得足够的军饷。

于是，塞利姆三世不得不以西欧式的军事纪律来建立一支新军队，这支新军队被命名为“新秩序”，新秩序军队在英国外交官和法国军人的帮助下逐渐步入正轨的同时，塞利姆三世通过从耶尼切里军团中征调兵源加入新秩序部队和让他们用相似的方式进行射击训练这两个措施在短时间内有效避免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虽然在地方的协助下，塞利姆三世建设新军的工作得以进行下去，并且新军在奥斯曼帝国收复埃及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新军的建设并没有达到塞利姆三世的预期。

由于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上一直和法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加上新秩序改革中的外国顾问大多以法国人为主，因此亲法派的官员在改革中占据了大量高级官职。但是后来法国在外交上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出卖，所以以塞利姆三世为代表的“法国派”受到了指责。而为了在鲁米利亚地区抵御俄军的入侵，塞利姆三世下令在鲁米利亚地区进行强制征兵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保守派。

最终在大维齐哈菲兹·奥斯梅尔的支持下，反对改革的地方权贵们在埃迪尔内发动了反对强制征兵的武装叛乱，这场叛乱史称“埃迪尔内事件”。

由于兵力上处于劣势，塞利姆三世在无奈之下只能推迟平叛，后来当塞利姆三世命令新秩序军队向埃迪尔内进军时却遇到了由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组成的叛军的袭击，新秩序军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失。这时候叛军散布了大量的谣言，导致塞利姆三世最终向叛军妥协，不仅取消了强制征兵的法令，还解除了新秩序军队的帕夏的官职，让新秩序军队撤回到了安纳托利亚。

紧接着耶尼切里军团中的某个有实力的人被任命为大维齐，他赦免了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这时候的塞利姆三世由于之前向叛军妥协导致名誉被严重损害，他手下的新秩序军队也因此被恶意攻击，而叛军则在城市里进一步散布塞利姆三世丧失理智的谣言，再加上塞利姆三世的经济改革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可以说塞利姆三世此时成为了帝国境内所有怨恨的发泄目标。

公元1807年，塞利姆三世派官员雷夫前往鲁米利亚的一座要塞为驻守士兵们发放军饷，并要求他们服从苏丹之前颁布的制服条令，但是此时这里已经混进了大量对新秩序改革心怀不满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于是当雷夫要求士兵们遵守制服条例换装时，耶尼切里军团士兵就马上发动了叛乱。

很快叛乱就由要塞蔓延到了首都，代理大维齐的穆萨帕夏公开发表言论将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称为“异教徒的创新”，在穆萨帕夏的蛊惑下，除了新秩序步兵之外的首都驻军几乎全部和叛军勾结在一起。

在叛军的威胁下，塞利姆三世不得不再次妥协，他让新秩序军队返回兵营。但是叛军却得寸进尺，竟然在三天后设立了临时法庭要求惩罚新秩序改革的领导者，最终多名负责改革的顾问与官员被叛军残忍杀害。无耻的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教长）先是对发动叛乱的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然后以更加无耻的态度说为了维护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家族的利益必须废了塞利姆三世。

就这样，叛军成功将塞利姆三世赶下了台。

同时，而新秩序军队和其下属的其他机构也因此被解散，新秩序改革宣告失败。

塞利姆三世毫无疑问是孤独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他建立新秩序军队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多么重要，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塞利姆三世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就污蔑他的改革是对异教徒的模仿，这些人比起塞利姆三世只能是历史耻辱柱上的小丑。

公正地说，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是超越时代的，但是这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却很梦幻。如果说政治上的权力由中央向地方的分散不利于军队的建设，同时经济上的困难限制了军队的发展，那么社会上的宗教意识掩盖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则驱散了奥斯曼人的爱国热忱。

而这些就注定了塞利姆三世的改革不会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