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第一，刘春霖！”

这是1904年7月7日的清晨，所有参加清廷考试的贡士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集结，所听到读卷大臣高声宣读的第一个被报出的名字。

刘春霖便是这一次的状元。

然而，就在刘春霖金榜题名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推广学校”。至此，清廷科举考试正式落下了帷幕，使刘春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状元及第，刘春霖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可不曾想，七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灭亡了。

那大清最后一位状元郎刘春霖，此后在民国受到了怎么样的待遇呢？

刘春霖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刘春霖，是标准的“苦出身”，1872年，他出生于河北肃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世代为农，他的父亲刘魁书，排行老四，是个老实淳朴的农民。

虽然出身贫苦，可刘春霖自小便是个聪颖好学的孩子，他几岁时便能写一手好字，并能出口成诗，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便赶集上庙去出售自己所写的对联，抢购者非常多，乡亲们都称呼他为“小书法家”。

当时他的家乡水、旱、蝗虫灾害连年发生，十年有九年没有好收成，为生活所迫，刘春霖的父母投奔到了一个保定的亲戚家。

经过熟人介绍，刘春霖的父亲在保定府的一个衙门找了一个苦差事，而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在操持家务之外，还要给别人家当女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刘春霖和哥哥刘春堂非常懂事，他们白天下地劳作，夜晚则挤在一盏小豆油灯下钻研苦短。

刘春霖的字

日子虽然苦，可刘春霖从没有自暴自弃过，虽然现如今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可他一直憧憬着早晚过上好日子。

在当时，出身寒微的人要想登上仕途，只有科举考试是主径，而这也正是刘春霖刻苦学习的最大动力。

值得庆幸的是，刘春霖出身虽然贫寒，可读书之路还是相当平坦的，他18岁便考中秀才，30岁中举人，32岁金殿夺魁，获状元之名。

《神童诗》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抵说的便是刘春霖这样的人了。

刘春霖生有三女一子，就在他考中状元之际，他的儿子刘海云正好出生，人们都说刘春霖是“双喜临门”，不少朋友喝了他的喜酒。

金榜题名，喜得贵子，此时无疑是刘春霖人生中最巅峰的时刻。

在众人的眼中，刘春霖状元及第，在朝堂上自然也会得到高官职，光宗耀祖。

刘春霖试卷

然而，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即便是刘春霖高中状元，又哪有什么机会和时间让他施展自己的才华呢？

高中状元后，刘春霖便被授了个翰林修撰的职位，所谓翰林修撰，是当时的从六品官，主要职责就是草拟一些典礼的文稿等。

按照清朝惯例，状元及第后会被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而榜眼、探花直接授为编修，再经过三年的学习并经散馆考试后留为翰林院翰林或者外放为官。

可刘春霖并没有按照惯例被派往各地当官，因为，在此时的清廷眼里，不论是状元还是榜眼，全部都要去“师夷长技以制夷”。

于是，刘春霖很快被派往日本的政法大学留学去了，当然，和他同行的还有和他一起考试的其他进士。

清末留学的学子

1909年刘春霖毕业归来，才发现自己的夫人早已去世，原来，在刘春霖赴日留学期间，他的夫人久病不愈，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业，家里人一直没告诉他。

回国后的第二年，刘春霖担任了顺直咨议局议员、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直隶法政学校提调等职。

虽然咨议院只是一个受制于皇帝的御用机构，毫无实权，可刘春霖一直在努力发挥着其作用。

论国学修养，刘春霖是堂堂状元，论西学知识，他又是日本政法大学的“海归”，那段时间，是刘春霖在政坛的高光时刻。

这一年，他才39岁。

正值壮年，恰好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时候。

然而，没过多久，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原本受人敬仰的状元郎，一下沦落成为了“前清遗老”。

刘春霖

夹缝生存

大清亡了，这对刘春霖的打击是巨大的，即使他想只做个清廷的小官，也是不可能的了。

万般无奈之下，刘春霖在自己北京宣武门内前王公厂西口寓所隐居了起来，终日读书写诗，品茶下棋，闭门不出，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此时的刘春霖内心是愤懑的，曾经他是万众瞩目的状元，如今，皇帝没了，清廷没了，他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呢？

在北京住所隐居了两年后，刘春霖决定，终日困在屋子里不是办法，已经为清廷守节两年，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终究还是要“出仕”的。

虽然刘春霖早已不在庙堂，但庙堂上却一直有他的传说。

袁世凯

刘春霖打算出仕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等政权鉴于刘春霖杰出的政绩和较高的声望，都曾任命他为总统府内史，兼任直隶高等学堂学监等职位。

徐世昌做总统时，刘春霖于1920年、1921年两次作为总统府代表前往山东曲阜主持“大成节”祭祀典礼，一时名声大噪，在当时极负盛名，这也是刘春霖一生中自认最风光的时候。

然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根本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况且刘春霖在总统府任职期间，以善于辞令、推理严密而著称，经常为了一些问题和同僚们争得面红耳赤，这样便遭到了一些人的妒忌和排挤。

况且刘春霖也看不惯当时的官场，此后，刘春霖便尽量躲避政事，退出政坛后，他每天到中山公园遛弯，闲下来读书写字。

当时他的月薪是300块银圆，他在北京王恭厂胡同买了一处住宅，前后两套院，宽敞幽静，自家有汽车，雇着一个司机，四个佣人，生活悠闲自在。

四合院

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早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刘春霖也曾以旧冠袍朝拜逊弟溥仪，不失前清遗老本色，在总统府任职期间，刘春霖曾经对袁世凯的复辟丑剧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在国难当头之时，他终究还是具有忧国忧民之心的。

刘春霖出名以后，曾经在乡里多次捐资兴学，在老家村里曾兴建小学一所，学校房屋以及相应设备均由他一手资助。

对其家族子弟的教育，刘春霖也十分重视，但凡是考入中学者，他都会给予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刘春霖对民间疾苦多有关注，他多次参与赈灾，救助灾民。

可最令后人敬仰的，还是他在民族大义前的文人风骨和气节。

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并扶持清废帝溥仪做了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帝国”。

为了招兵买马，溥仪除了笼络一批清末的遗老遗少外，还想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他效力，以此强撑门面。

这其中，自然包括前清状元刘春霖。

溥仪

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去北京拜访刘春霖，并携带了很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重金聘请这位已经63岁的前清状元出任伪满洲国的“教育部长”。

郑孝胥和刘春霖的交情并不算深，同为书法家，可郑孝胥比刘春霖却大12岁，日常并无交情。

郑孝胥和随从在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后，他得知刘春霖尤其喜欢京城老字号的茶叶，特意到前门外大栅栏的茶庄买了几斤极品好茶，随后便坐上一辆汽车，直奔刘春霖的府邸。

郑孝胥到了刘春霖的住所以后，连声称呼“贤弟”，先是将东北特产和茶叶送上，随后说明了来意，并取出了溥仪所签署的“诏书”。

可刘春霖丝毫不为所动，说道：“我现在年事已高，难以胜任该职位，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郑孝胥见刘春霖满不在乎，于是接着对刘春霖说道：“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然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仪）对您厚爱有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职，担任“教育部长”，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啊！”

郑孝胥

听到郑孝胥这样说，刘春霖也似乎不顾及往日的情分了，于是厉声说道：

“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说着，刘春霖打开房门，将郑孝胥所带的东北特产和茶叶扔到他的手里。

郑孝胥见到他态度如此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虽说刘春霖和溥仪断绝了关系，但是他毕竟顶着“末代状元”的头衔，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

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王揖唐又来到了刘春霖的家。

这一次，王揖唐许诺给刘春霖的官职也不小：北平市市长。

对于这次来访，王揖唐是有信心的，毕竟他和刘春霖同为1904年那一年的进士，然后又一起去日本政法大学留的学。

这交情，自然是不比先前的满清遗老郑孝胥差。

王揖唐西服革履，头戴日本军帽，来到刘春林的寓所，并带了很多贵重礼品。

王揖唐

王揖唐见到刘春霖以后，便假惺惺的和他握手，可刘春霖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脸奴才相，非常不悦。

刘春霖早有耳闻，王揖唐在日本军来了以后，最先公开投敌，昔日的同窗情分早已消失殆尽。

王揖唐笑脸盈盈的说道：“刘兄之品德、才华，胜我十倍，望兄为我维持政务，出山担任北平市市长如何？弟感三生有幸。”

可刘春霖看清了王揖唐的汉奸嘴脸，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啐了他一口，并将一杯茶泼在地上，说道：“我绝不能依附外国人，从今以后我和你绝交，你这筋骨软的东西！抓紧滚出我的家门！”

王揖唐见状，只得灰溜溜地告退了。

刘春霖对王揖唐的严拒和怒骂，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的一举一动深为亲朋好友敬佩，但朋友们又担心他大祸临头，纷纷劝说他到南方躲避一下。

刘春霖书法

可刘春霖却沉痛地说：“躲到哪里去？总不能躲出国门流浪吧！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果然，王揖唐本来就是小人之心，受到刘春霖的羞辱自然不甘心，于是第二天便暗中鼓动日本兵，用刺刀强行逼着把刘春霖全家赶出了家门，还将刘春霖多年珍藏的字画一抄而空。

这件事对刘春霖打击巨大，但是他知道，原则上的事情，不能改。

毕竟，汉奸，是绝对不能做的。

几天后，当王揖唐再次出现，以为刘春霖会向他求饶时，刘春霖愤慨不已，但是仍然态度坚决的说道：“宁作华丐，不当汉奸！”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刘春霖书法

晚年仍守文人气节

在经历了上次被日军抄家的一场推残之后，原本有心脏病的刘春霖深刻地体会到国破家亡之苦，心情日渐郁闷，病情也在无声中愈来愈重。

晚年的刘春霖更加深入简出，不问政事，主要收入来源是卖字，他的字写得非常好，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的说法。

再加上刘春霖本身有个状元头衔，前来求字的人，维持生计不成问题，日子虽然平淡，但也算舒适。

刘春霖书法

晚年的刘春霖，不但学识渊博，爱好也十分广泛，尤其喜爱昆曲和京剧，和名家韩世昌、余叔岩、言菊朋的友谊非常深厚。

1944年1月7日，也就是刘春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应言菊朋的邀请到西长安大街长安大戏院听戏，散戏后回到饭庄用餐，回家后，还对家人说：“明日我带你们到大栅栏去吃烤肉。”

可令人没料的是，第二天清晨，家人迟迟没有看到刘春霖起床散步，进屋一看，才知道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这位末代状元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享年73岁，他是带着一生的遗恨，离开了人间。

刘春霖逝世后，先在西城区的长椿寺办理了丧事，办理丧事后，家人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叶落归根，将其归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

刘春霖墓

乡民们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出殡时，哀悼者和送挽联者络绎不绝，悼仪隆重，其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

结语：

纵观刘春霖的一生，在无数功名利禄的诱惑之下，这位末代状元始终怀着对国家的赤子之心，不慕名利，刚正不阿，文人风骨令后人钦慕不已。

作为传统士绅，刘春霖的一生所为，也算不愧对“状元”二字了。